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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市 2025-04-05 09:16:53 69妙乡青海海北门源回族自治县

所以，对于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探讨也应考虑到当时社会团结思潮的历史。

[15]另有研究认为，法国社会团结的哲学思想可以追溯至福耶（Alfred Fouillée, 1838年10月18日—1912年6月16日），理由是福耶相对较早地阐发了团结思想的基础要素。团结本身就是欧洲社会运转以及欧洲成为世界一部分的途径。

[39]See Leon Duguit,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Yale Law Journal, Vol.23, No.5, 1923, p.426. [40]Ibid., p.427. [41]See Laborde, supra note [37], p.234. [42]晚年狄骥甚至尖锐地写道：法学与政治科学都充满了形而上的垃圾（rubbish），对于一些人和我自己而言我们差不多花了四十年来解放这两个学科。同时，宪法第87条还存在和法语国家关系宣示性表述：共和国应参与发展各国和具有共同法语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合作。[43] 狄骥在同时代的欧陆公法学家中显得特别，然而却在时代的情理之中。在狄骥同时代的法学家中，在图卢兹大学任教、奠基法国现代行政法的莫里斯·豪里乌（Maurice Hauriou）亦深受社会学影响，并且与狄骥在一系列社会团结公法理论的前提问题上立场一致。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法律原则，团结主义概念在塑造欧盟法律秩序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以克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老生常谈的联盟层面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冲突。

欧洲各国现行宪法中的团结语词主要体现在两个意义上：一是强调国民之间的团结，即一国之内公民之间的公法关系，构成宪法义务。[69] 西班牙宪法上团结原则的经济意涵在所见宪法例中最为强烈，一共有三个核心条款。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只能细化《行政处罚法》的减罚情节，否则将有违处罚法定原则。

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这是否意味着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三、酌定减轻行政处罚的合理性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否必要，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35]参见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没有专门的程序，意味着各方主体无法就法定减罚情节之外的案件事实进行充分的互动沟通。

一方面，决定应否减轻处罚时，需要通过特定程序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并由各方主体全面参与讨论。行政机关亦倾向基于法定情节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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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定情节时，若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能够酌定减轻处罚，应免予追责。参见彭涛、杨力：《减轻处罚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中的不足和建议——北京快乐三六五商店经营过期食品案的启示》，载《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9年第8期。有责性要素则主要考虑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条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行申64号行政裁定书。

将实施层面的过罚相当理解为法定范围的过罚相当，无疑是狭隘的。在全面考量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行为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以及经济能力的基础上，可依循比例原则三阶理论展开减轻行政处罚与否的判断。以方林富炒货店案为例，方林富炒货店在店铺墙壁、墙柱、展示柜和包装袋上均张贴了包含最字的广告用语，符合《广告法》第9条所规定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构成要件，且既无违法性阻却事由，也具有张贴的故意，应予以处罚。[49]在无特别的法定依据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自然不愿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在法定情节之外减轻行政处罚。

[30]除此之外，海事管理、农业管理、计划生育等领域也存在起点罚过高的情况。[13] 存在争议的是对法定减罚情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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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见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同时，方林富炒货店在案发后有认错表示且及时中止违法行为，违法行为人再犯的风险亦不强。

比例原则适用于对新型案件的第一次审查，或者对不同案件的不同处理。然而，从现有规范体系来看，除了适用减轻处罚，并非没有其他选择。然而，若无程序加持，酌定减轻行政处罚很容易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一面之词，仍然存在因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而被追责的风险。在无法定情节时，对酌定减轻处罚的决定免予追责，符合这一趋势。针对实践中行政机关不愿、不敢适用减轻、从轻处罚规定情况，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将‘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修改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删除了‘依法，这也是在引导行政机关可以直接适用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根据具体案情，合理实施行政处罚。换言之，只有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处罚，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处罚目的。

当然，本文所确立的方案仅是一个相对粗糙的框架，还需结合个案不断校正和类型化。法定减轻行政处罚已通过《行政处罚法》确立，自不待言。

之所以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宁愿免予处罚，也不愿减轻行政处罚，是因为尽管两者均超越法定处罚效果，存在违反处罚法定原则之嫌，但免予处罚的违法行为人对此多持满意态度，而不会启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2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意处罚均可实现上述目的。

[54]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总处[2022]3220220001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5]参见皮纯协、余凌云等：《行政处罚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29页。

刘风景：《法律原则的结构与功能——基于窗户隐喻的阐释》，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4期。该观点被认为是对《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5项文本意涵的遵循。只是，即使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循此而为，是否足以避免被认定为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而不被追责？答案应当是肯定的。[57]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5页。

[51]相较而言，《行政处罚法》既未包含专门的特别减轻处罚规范，且减轻处罚也并非适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序抑或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1996年/2009年/2017年）第27条第1款第4项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39]参见刘鹏：《中国市场经济监管体系改革：发展脉络与现实挑战》，载《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罚则畸重时，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是必要的。

[14]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法律、法规、规章中设定的减罚情节进行罗列和细化，因未超越上位规范，其效力自不待言。[30]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16年6月3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4期。

（一）有助于实现个案正义不可否认的是，行政秩序得以稳定的基础在于绝大部分行政法律规范合理且被普遍遵循着。[68]参见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上），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55]刘风景老师曾就法律原则进行精妙的比喻：如果将法律比做房屋、堡垒、大厦等建筑物的话，那么，法律原则就是介于法律空间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窗户，它同时发挥着联系与隔离这两种相反相成功能的作用，它既能将法外的社会道德价值等引入法律体系内部，也能将其阻挡于法律体系之外，使法律成为相对独立但并非自我封闭的体系，为人类社会生活营造惬意的法律世界。[16]参见谭冰霖：《论行政法上的减轻处罚裁量基准》，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5期。

[18]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一）以《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为依据尽管《行政处罚法》（2021年）并未包含特别减轻处罚条款[如《刑法》（2020年）第63条第2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定情节之外酌定减轻行政处罚毫无依据。

注释: [1]行政执法人员对减轻处罚的关注很多，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窥见行政机关的立场和倾向。[52]参见何茂斌：《从方林富炒货店案谈绝对化用语广告的执法困境与解决思路》，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0年第8期。

[53]参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行初240号行政判决书。[15]参见曾文远：《食品行政处罚中减轻处罚规范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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